调整后，该失信信息不再公开披露或作为失信惩戒的依据。

笔者建议，对于那些常见的、且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失信行为，如恶意逃避债务、恶意欠薪等故意实施的失信行为，应切断行为人的信用修复途径。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审查应当是全面审查，即对于提交的材料不齐全的，信用修复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补全。

[7]因此，通过激励机制，鼓励申请人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实施修复行为是信用修复制度的重要功能。申请由信用修复机构（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受理，信用修复机构在接到申请人的申请后，应当及时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对改正的效果进行调查。这是在信用修复制度完善时首先必须认识到的。虽然不同的信用修复规范均肯定了公示的期限，但对公示期限要求差异较大，客观上造成了修复的困难。[4] 参见前引[2]，邹焕聪文。

因此，社会不良影响基本得到消除的评价标准既包含了失信行为人的主观努力过程，也体现了主观努力之后所形成的客观实际效果。在笔者看来，社会不良影响基本得到消除就是失信行为人通过改正失信行为、做出信用承诺以及其他方式重新赢得社会信赖和用户、客户接纳的过程。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宪法是法院实施的，而在于宪法是实施的。

[74]所以，詹宁斯学说的关键，不在于否认惯例和法律的区别，而在于指出惯例和法律的共同基础。同时，法官判决中所包含的规则也是法律，即通常所谓判例法。详见汪太贤：《汉语宪法意义考正》，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耐人寻味的是，在他和托马斯（R. Thomas）合著的《公法》一书中，完全可以解读成，作者是赞同法律和惯例的区分的：就非法律规则而言，某个规则属于传统（规范力较弱），还是属于惯例（规范力较强），这不重要。

可是，上述区分命题并不持这种观点。[1]这里仅举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中国宪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

[47] 最新的反对者，应该是牛津大学的巴伯教授（N. W. Barber）。所以，明确内在视角或外在视角，是一个首要问题。（二）法律是通过法院判决（非立法）来正式表达的。[80]也就是说，在认可惯例存在及其辅助作用的意义上，宪法惯例是宪法的渊源，这种情况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将用法律来指称宪法性法律，或B意义上的宪法。[66]尽管对该事实的查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政治家们提供专业的事实证据，进而进行论辩和解释。[40]一个简要的分析，参见M. Elliott and R. Thomas, Public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p.64-70. [41]C. Munro, Laws and Conventions Distinguished,91 Law Quarterly Review 218,1975, p.229. [42]G. Marshall,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The Rules and Forms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15. [43]See M. Elliott and R. Thomas, Public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p.64-70。这个主张中，最有启发之处，是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的区分。

比如，它没有区分法律的和非法律的规则，而这一点，对于理解宪法渊源问题，是相当有必要的。即使在不成文宪法国家，惯例在整个宪法之中具有何种地位，尤其是释法（宪）者应该如何对待惯例，也有着激烈的讨论。

即便在通过司法来实施宪法的国家，也不宜由法院来实施。它们的可实施性（尽管也不怎么样）源自政治过程。

[25]美国宪法学家霍威尔，也曾运用戴雪的基本范畴来分析美国的宪法惯例，从而成就了该领域中的另一本经典研究著作。这种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宪法惯例可作为宪法的渊源。[34]田飞龙：《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史演变》，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而将宪法惯例作为独立的宪法渊源加以实施，则是不可以的。注释: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这类似于法理学中关于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的区分。

[64]同前注[48], p.309. [65]关于成文化的宪法惯例，参见P. H. Russell, Codifying Conventions, in B. Galligan and S. Brento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Westminster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第233-248页。但这个问题，需另文讨论。

威尔逊的论点则是，如果坚持区分命题，法律本身将难以理解，对整个宪法的解释也难以进行，因此，只有加上惯例，才能拼出一副完整的宪法图画。中文据第五版译出，保留了这部分内容。

[43] （三）反对区分论的不成立 上述严格的区分命题，在整个20世纪就一直不乏批判者。实施（enforce）确实也有强制执行的意思。

[12]君主特权是理论家们一贯关注的问题，英国虽然在近代确立了王在议会中活动的原则，但君主特权并没有完全被议会法所禁止。这涉及宪法渊源的理解，后文将予以详述。只不过那个时候，宪法惯例的内容、特征以及它与法律的关系，都还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集体责任惯例，将构成保密法律义务产生的部分背景。

法学方法论中，讨论漏洞填补，通常也是采用法官视角。所以，以宪制观为基础，从外在视角观察，说惯例是宪法的渊源，似乎是无法反驳的。

许多人批评他说，法院是可以承认惯例之存在的，这点还有司法实践作为依据。二者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为法院所实施，由法院实施的规则即为法律，非由法院实施的规则即为惯例。

（二）外在视角下的宪法渊源 外在宪法渊源观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詹宁斯，他也是戴雪区分命题的有力批判者。这个概念中内在地含有裁判（对于效力和含义而言）和制裁（违反规则之后的后果）的思想。

就宪法惯例而言，内在视角所关注的宪法渊源问题，要追问的是，通过何种法律程序、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宪法惯例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一）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 内外视角及其区分，是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出来的，它对于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则的研究而言，都是一对很重要的思想工具。[39]同前注[13]，[英]A·V·戴雪书，第106页、111页（认可）118页、185页、187页、383页（实施或认可）、386页、417页。参见G. Marshall, The Constitution: Its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in V. Bogdanor e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31. [24]同前注[13]，[英]A·V·戴雪书，第106页。[68]参见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9期。

[15]这些职责，必须由国王在他选任的大臣协助下行使，而大臣又必须受到议会的控制。这个观点听起来，特别像戴雪本人的观点。

在詹宁斯之后，其实还有许多学者反对区分命题。作者简介：何永红，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29]同前注[13]，[英]A·V·戴雪书，第231页。对这两个论点的分析，将我们带到一般法理学的论证之中。